另一方面延续了自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以来的英国宪政传统，强调设立国王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国王个人的私利，而是出于王国普遍的、公共的福利上的需要，为此国王必须依法行使权力。
首先，从政治因素考察，在基本法规定的一国两制框架内，澳门与中国内地之间的政治联系已经不是用良好这个词可以表述的，因为这是一种血肉相连的亲情。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否引渡他国逃犯，在何种条件下才可以引渡，完全是一种国家权利，而非国家义务，除非这个国家根据国际条约承担了引渡的义务。
因此，即便在现代引渡制度中，引渡作为一种国家权利，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仍然具有密切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引渡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外交关系不好的国家是不可能开展引渡合作的，哪怕本国有专门规范引渡的法律也不行。当香港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作出判决时，确实每年只有555名双非婴儿，但是，作为香港终审法院的法官，难道不知道你作出的判决就是法律，不知道你作出的判决就是为双非婴儿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提供了法律依据吗?退一步说，即便作为一个普通的香港居民，难道这些法官不知道中国内地有十三亿人口?不知道你作出的判决很可能会诱发更多的中国内地双非孕妇来香港产子?考虑到这些因素，每年555人的评估还能作为判案的依据吗? 事实证明，香港终审法院法官对社会风险所作的评估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评估。在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基本法第22条第4款和第24条第2款第(3) 项的解释》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指出，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香港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通过的《关于实施香港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中。比如，当我们去评价立法者制定的某个法律究竟是善法还是恶法时，最重要的客观标准就是看该法律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促进社会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发展，是保护大多数人利益还是损害大多数人利益，属前者的为善法，属后者的为恶法。由上可知，在国际引渡实务中，鉴于引渡的政治因素，在没有协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按照对等互惠原则，也是可以进行引渡的。
笔者主张，在澳门与中国内地尚未就移交逃犯问题签订协议之前，两地之间基于一国两制政治基础并在对等互惠原则下形成的移交逃犯的默契和机制，应当得到维护、尊重和完善，而不应随意破坏，甚至将其扼杀。②二是国家最高人民法院的任何司法解释与指令，对特区终审法院均无约束力，特区终审法院行使终审权适用的法律是基本法、基本法附件三列明的全国性法律以及特区本地法律。由弹丸之地雅典进行的限制权力的努力，经罗马借鉴和完善在广大疆域内建立起权力分立和制衡制度以保护公民自由，证明了雅典开创的制度具有不受狭小地域限制的普适性。
当希腊亡于城邦之间的自毁性战争和外部强敌的进攻后，由它开辟的宪政传统的那些主要因素并未随之消逝，而是通过罗马的借鉴继续影响西方历史。这方面，雅典尤为典型。这个事件无疑是雅典民主洗刷不掉的污点。但留下的政治遗产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而后世不少批评者有放大这个制度缺陷的倾向。通过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使富有者获得安全感。
而各州在通过宪法和加入联邦的问题上，则跟雅典人接受梭伦立法时颇为神似。希腊后来被征服，则跟雅典霸权破坏了城邦之间的平衡不无关系。但希腊人对合法性的重视使通过非正常渠道取得政权的僭主名声很坏，而且大多数僭主的确残暴、专横，有的在取得权力前笼络人心，权力一到手就原形毕露。所以民主政体出现伊始，就有宪政因素相伴。
④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把雅典的作用归之于她的民主政体。雇佣密探，派窃听者察访一切社会活动场所和公共集会的情况。然而，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只要选举过程基本公正，不违规，无论最终结果是否符合每个选民的心愿，选民的意志都参与进了其中。任何主张都必须靠打动或说服民众来争取支持。
但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的入侵和随后的大火摧毁了迈锡尼文明，彻底埋葬了王国制度，还使希腊与东方的交往中断了好几百年而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但最重要的资料来自亚里士多德。
雅典人站在哪一方面，优势就转到哪一方面。但严酷的法律没能遏制各阶层的冲突，也没能缓解社会危机。
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表现是最有力的证明。这跨越了两千三四百年的梭伦立法和北美制宪，我认为还证明一点：社会秩序并非都是自发形成而完全排斥理性设计，优良的制度设计及有效运行，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来说，至关重要。一是以梭伦为代表的雅典贤哲对政治、法律、伦理问题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探索，梭伦立法就是探索的重要成果。没有什么决策能由少数人在密室里策划和决定。1、雅典的政治结构及政治生活特征 首先，出于对权力滥用特别是出于对僭主政治的防范，否定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首创了一种公民广泛参与的制度，并且首创了一种初具对抗性的权力结构。与前两点相关的是第三大特征：这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政治生活和政务的公开。
这一点，无论是作为梭伦、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思想还是城邦内的实践以及处理城邦关系的准则，都深刻影响了后世在他笔下，僭主无恶不作，是自由人的死敌。
希腊人对僭主和僭主政治的痛恨，有助于人们理解民主政治为何会出现在那里。从伯里克利身上，已经有了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家面对民众时须得有的谦卑和容忍态度。
这跨越了两千三四百年的梭伦立法和北美制宪，我认为还证明一点：社会秩序并非都是自发形成而完全排斥理性设计，优良的制度设计及有效运行，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来说，至关重要。但最重要的资料来自亚里士多德。
这种情况在古代世界是普遍现象，它不是导致专制王权就是导致贵族专政，要不然就是出现僭主，以独裁来收拾乱局。②他还认为僭主统治术多半是从东方暴君那里学来的，很多实际措施是从波斯的统治制度采集的，比如：消灭邦内杰出之士，剪除勇健飞扬的人物，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之类足以使民众（自由）聚合而建立相互信任且能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但是有些情况对于准确了解这一事件是不应忽视的。这就有了它的第二大特征：话语在政治生活中具有压倒一切权力手段的优势：公共决策诉诸演说，诉诸公众，由公众表决。
控制权力是立宪主义的核心问题。希腊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主要是它的全盛期得到发展和充分展现的。
柏拉图是民主制的敌人，他在《理想国》里对民主制进行了激烈抨击和讽刺，但他对民主政治的漫画式刻画与民主政治赞同者颂扬的那些特征却非常一致：自由、平等、宽容、自尊。公元前448年双方签订了合约，波斯人承认希腊各城邦的自由，波斯舰队不得再进入爱琴海。
公民轮流担任陪审员，参加大陪审团的司法辩论……。3、成就和缺陷 雅典城邦作为自由人的共同体，它的强盛与公民的自由和幸福息息相关。
防范权力的思想和实践。在它存在的几百年间成就了传奇般的伟大。波斯是一个大帝国，而且国力鼎盛，相比之下，希腊本身就面积不大，还分散成许多独立城邦，各城邦采取的政体也各不相同，平时彼此间还冲突不断。17世纪的英国，则在经历了立宪主义与专制主义激烈搏斗之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
当希腊重新与东方恢复交往后，已经以自治城邦的独特面貌出现了。应该以宪法为最大公约数，而不是偏向一个派别，强推伊斯兰教性质的宪法———，各派毫不妥协的态度也使埃及政局持续动荡。
雅典政体和社会格局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极具现代意味。但罗马时期的重要不仅在于制度上的完善，还在于当时的罗马已不再是早年那个不起眼的小山丘，而是已经发展成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世界大国。
在僭主授意或支配下经常把人民集合在公共场所，汇集在他的宫门前，这样做可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窥查人民言行，另一方面培植匍匐于权势者脚下的奴颜婢膝之风。其中，雅典城邦对后世影响最大。
